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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张峥 边雪 南京摄影报道

河流之上，南来北往，必然有故事发生。水光荡漾，人心跃动，诗和文学会茂盛生长。从公元前486年夫差开凿邗沟算起，涵盖隋唐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的中国大运河，贯穿中国2500多年历史，总长度超过3200公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大运河作为联结华夏南北的黄金运输航线、水上经济尤其是漕运大动脉，成为中国历史上多个封建王朝的重要命门所在。大运河作为一个涌动着丰富文化的流域空间。也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条重要文脉带。

运河，顾名思义，就是运送之河，运兵、运粮、运客、运货。除了运载帝王将相军队粮草，还有无数普通人和日常货物，曾在大运河上奔波、追逐。穿梭水上的人们，或经商，或赶考，或探亲，或游历，追求各样梦想，其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命运起伏，在四季交替中上演，又一一消逝于波涛之间。在大运河流域，曾上演无数人关于追求梦想和理想的故事。穿越两千多年的岁月，凝结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意义、民族融合等多重意义的大运河，称得上是历史留给中华儿女的一笔深厚的巨型文明遗产。

7月17日至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要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美丽中国的故事也一直在一条河上流淌。尤其是大运河的生态价值，在新的时代必将焕发新的生命力。

大运河作为巨型水网，促成了大量文学、文化经典的诞生，为中华文明作出卓越的贡献。仅仅从中华文明的瑰宝——诗词来说，包括李白《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孤篇盖全唐”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内的唐诗宋词诸多重要篇章，都诞生在大运河流域。苏东坡一生在大半个中国辗转为官，大运河深度参与了这位千年大文豪的命运。

到了元代，隋唐大运河被截弯取直，京杭大运河成型。由此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发展抵达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顶峰。经济繁荣催生出大运河沿岸丰富的世俗生活，尤其是大大助推叙事文学的繁荣，直接催使“杂剧”“小说”等面向大众读者的文学体裁的诞生、发展和繁荣。到了明清时期，在大运河沿岸，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市井、言情小说。有人统计，80%的明清小说出自运河流域作家之手，比如《金瓶梅》《老残游记》《聊斋志异》等。其中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订的“三言二拍”中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整个故事基本上就是在大运河上完成的，是非常典型的大运河小说。

为什么运河滋生故事，也滋养善于写故事的人呢？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苗怀明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解释说：“运河跨越不同的地区，跨越不同的方言，它是一个交融的地带。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从这个地方过，所以它就会形成这种文化交流。江南的读书人、士子，如果要到北方考取功名，通常也是走水路，必然会有在大运河上坐船的经历。旅途两岸的风俗民情，一路上所见所闻，会激发士子写诗，或者积淀一些感受，成为其进行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创作的素材。比如说一个读书人从杭州坐了船到北京去，走半个月或者一个月，路上看到不同的风景，容易诗情大发也就自然而然了。”

四大名著小说封面

大运河不仅从外部提供了小说这一文体诞生、发展、繁荣的客观条件，还直接进入作品内部，成为小说家创作情节时的素材，成为诸多情节“取景地”。这一点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细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的一些家喻户晓的“名场面”，你会发现，不少都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不同的方式散发出运河的气息。

此外，作为发达的水上交通，大运河也为四大名著的传播打通了空间限制，使其发挥更大影响力，尤其是让读者从此前士人阶层扩展到普罗大众群体，从而成为传世的经典。可以说，一条大运河，孕育出“四大名著”。

作品带有大运河浓重特色的当代小说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说，“假如没有大运河，可能这四大名著不一定有问世的机会。”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存在，不仅为当下读者提供精神审美的食粮，也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大运河，感受大运河流域广袤的大地场景、风情风物的绝佳窗口。大运河滋养了一支支妙笔，而绝妙的文字又反哺了大运河，让大运河的魅力更深入人心。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苗怀明在南京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大运河漂来一个林妹妹”

《红楼梦》始也大运河，终也大运河

作为“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与大运河关系最为密切。不管是《红楼梦》小说里的风物风情，还是作者曹雪芹本人的出生地和少年成长地，都能分析出浓郁的“大运河”元素。自曹雪芹曾祖父曹玺开始，曹家三代四人担任清代江宁织造近60年。现实生活也映射进曹公的笔下。苏州、扬州、常州、北京这些今天著名的京杭运河城市，是《红楼梦》里重要的地理空间元素。这些运河城市的文化特色自然也流淌在曹雪芹的红楼一梦里，融入小说的血肉气息里。

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

《红楼梦》开始于大运河，结束于大运河，中间也氤氲着大运河的水汽。翻开《红楼梦》，扑面而来的就是大运河。开篇写道：“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苏州阊门一带是清代苏州全盛时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也是大运河南段集富贵之地。阊门附近五河辐辏，上塘河是京杭运河故道，现在到山塘河畔可以看到“中国大运河遗产点”遗址桩竖立在山塘桥边。

《红楼梦》尾声一幕在毗陵驿，宝玉大雪中与父亲贾政拜别。毗陵驿是一个实际地名，位于现在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毗陵驿最早设于南唐时期，元代设铺递，为传递公文的差役和官员途经本地时停船休息或换马住宿，是旧时江南大驿之一。虽然《红楼梦》结尾是高鹗所续写，但此处他应该是深谙曹公心理，将这开始于大运河的千古大梦，终止于下雪的运河驿站。

大运河（扬州段）剪影

除了首尾在大运河中圆融一体，在《红楼梦》里，林黛玉也是一个“运河人”。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任巡盐御史，本贯姑苏。也就是说，林黛玉是苏州人，因父亲任巡盐御史之职故生活在扬州。苏州扬州都是运河重镇。明清两代有两淮巡盐监察御史一职，官阶不高，但实权在握。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担任江宁织造期间曾兼任此职。曹雪芹将他的家族最重要的头衔，安置在《红楼梦》第一女主角的家庭里。

新疆绿洲承载着新疆人民的主要经济活动和居住生活，新疆绿洲城市也基本遵循地形与水土分布规律，不同区域的绿洲城市的分布呈现不同的形态，南疆城市多环绕塔里木盆地呈环型分布，北疆主要城市沿天山北麓绿洲地带呈带状分布，另有部分城市则呈环绕准噶尔盆地西缘分布；另外还有多个中小城市（克拉玛依、若羌、且末、米兰等）则如点状零星分布一些分散的绿洲上。

林黛玉是“运河人”，还体现在她人生最大的一次环境变故——“抛父进京都”——在老师贾雨村的护送下，从扬州启程坐船北上，投靠京城舅父家。清代从扬州直达北京的水路只有京杭运河。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而是“大运河漂来了林妹妹”。之后，林黛玉与大运河还有一次近距离接触——因为父亲林如海去世,黛玉在贾琏的陪伴下回家料理丧事。林黛玉一生两次出远门，都与大运河密切相关。

林黛玉在运河上（来自87版电视剧《红楼梦》截图）

细读《红楼梦》的人还会发现，小说中人物说的方言俚语，涉及有北京、苏州、宿迁、扬州等地。扬州大学教授、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潘宝明就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专门举了不少例子，说明《红楼梦》里一些人物的口音与扬州当地方言高度一致。比如宝玉挨打时，一个听岔的老仆人的口音。此外还有不少专家研究《红楼梦》里的饮食也有着浓重的淮扬特色。

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离不开现实的基础。《红楼梦》里的运河元素，跟作者曹雪芹自身的运河元素分不开。曹家祖籍辽宁，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皇室的家奴世仆），因与康熙皇帝关系非同一般（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乳母，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自曹玺起，曹寅、曹颙、曹頫，祖孙三代四人，连续在南京担任“江宁织造”这一肥差达六十年之久。康熙沿大运河六下江南，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起，还被指定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隔年到扬州署理盐政，扬州是两淮盐政的中心。

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

作为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江南一带，于公于私，一定多次往返于大运河。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运河人”。由于皇宫里面每年都要用到大量丝织品，明清时期朝廷在江南设立了三大织造局：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三大织造作为皇商，共同经营江南地区的丝绸产业，负责为宫中督造和采办丝织品和绸缎。其中又以江宁织造最为出名，属于领头的是江宁织造，重点负责皇帝本身的一些御用物品。“这些官办的丝织品怎么运往北京呢？必须是大运河。他们持有大运河特别通行证、护照。我们博物馆里就保存有这样的文物。”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曹雪芹少年时代（从出生到13岁左右）随祖父曹寅在江南生活，祖父身上的运河文化基因，也流到曹雪芹身上，流经他的作品。除了他的出生地南京，少年时代的曹雪芹，还随家人到过扬州等地。曹雪芹整个江南都去过，可能去过苏州、扬州，就必然要走运河。这些城市都与大运河有紧密的关系。曹雪芹尝尽了世态炎凉，返回北京写出了《红楼梦》，也是沿着大运河。对于曹雪芹来说，称得上是兴也运河，衰也运河。生也运河，死也运河。”苗怀明说。

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内展陈（部分）

在“漕运之都”淮安

“运河之子”吴承恩写就一部浪漫奇书

明清两代，江苏淮安极其发达。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先后把总督府衙设置在江苏淮安，作为全国漕运、河道治理事务的指挥和管理中心。淮安是全国的漕粮仓储中心、粮食调运中心，被誉为“天下粮仓”。“之所以将漕运总督衙门设在淮安，是因为这里是大运河与淮河的交叉口，黄河夺淮入海，更是成为淮河、黄河与大运河的交叉之地。康熙皇帝南巡，乾隆皇帝南巡都要到淮安。那个地方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命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苗怀明教授，曾于2020年进行了一场“走读”大运河之旅，其中一站就是淮安。当走在河下古镇的狭长石板路上，苗怀明除了怀想起这里曾经拥有的喧闹与繁华，更不会忘记这里是奇书《西游记》的诞生地。

淮安运河闸口 苗怀明摄

《西游记》的故事主线虽然不在运河畔，但作者吴承恩却是毫无争议的“运河之子”。吴承恩生长在淮安河下古镇，该镇是大运河沿线的重镇，曾是清朝特派盐运使驻地。除了长期在淮安生活，吴承恩晚年创作《西游记》时也是在淮安。最早记载吴承恩作《西游记》的是明代天启《淮安府志》。该书《人物志》中描述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

《西游记》这部奇书的创作一定汲取了大运河“漕运之都”淮安的营养。从小在运河边长大，听南来北往的故事，无疑也给吴承恩瑰丽的文学想象力。“如果说运河在江南地区演奏的是轻快的好一朵茉莉花的话，到了淮安一带，河流的旋律则变得格外凝重。”苗怀明说。淮安的清口枢纽解决了运河“会淮穿黄”的难题。淮安的清江大闸有漕运咽喉之称。吴承恩生活的明代是这段运河漕运最繁忙的时期，也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西游记》中可以窥见许多商业繁荣的产物，如邸店、客舍，《西游记》的故事发生在唐代，唐代是没有邸店和客舍的，但吴承恩所生活的明代运河城市，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运河南北通达滋生了这类生意的发展。《西游记》第八十八回中，“百货通湖船入市，千家沽酒店垂帘”描写的是天竺玉华州繁华热闹的场面。而现实中吴承恩肯定是没去过天竺玉华州的，这场景也不像古代南亚，反而更符合明朝鼎盛的运河城市风情。

中国漕运博物馆（淮安） 苗怀明摄

水泊梁山的那一场义气往事

沿着大运河四处流传

从吴承恩故乡沿里运河南下，很快就到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老家——江苏兴化。对于施耐庵到底是哪里人，至今仍有争论。目前比较普遍认为，他是江苏兴化人。兴化位于里下河腹地，也是因运河而繁荣的城市。如今在江苏兴化设立有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施耐庵文学奖”。只有对水边生活极为熟悉的人，才可能把水泊梁山的聚义生活写得如此地道。

大运河作为一条人工开挖的河流没有自己的水源，它的开凿必须要依托于大江大河，同时也需要沿线的湖泊和地下水来给它提供水源。这些湖泊和河流在当时被称为“水柜”，即蓄水池的意思。小说中的“水泊梁山”原型地是大运河山东济宁段中非常有名的水柜。梁山作为京杭大运河上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无疑为落植梁山泊的水浒故事的创作与传播，乃至《水浒传》的成书发挥了重要作用。

“施耐庵曾参加苏州张士诚为首的元末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施耐庵在运河一带隐居写出了《水浒传》。”扬州大学教授、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潘宝明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大运河（扬州段）剪影

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水浒戏”早已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浒故事借助大运河通航带来的人员往来、艺术交流，在运河两岸广为传播。施耐庵的创作能成功，也跟这些在大运河沿线流传的水浒故事为基础分不开。

《水浒传》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运河城市。重要故事发生地集中在山东济宁和泰安一带，这一带在元代京杭运河贯通后成为漕运的重要节点。此外，还有十余个北方运河城市地名：沧州、汴京、孟州（焦作）、高唐（聊城）等等。虽没有确切资料证明施耐庵在北方运河城市生活过，但京杭运河通达南北，各区域文化、故事随着河上往来的人们进入不同城市，这些故事被同样生活在运河畔的施耐庵获得，并通过自身经历和当时社会情况创作出《水浒传》。《水浒传》最初的传播途径是各个运河城市的茶楼和漕运码头，在不同城市说书人共同传播下，成为大众熟知的名著。水浒的故事，从大运河飘来，又沿着大运河飘远。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苗怀明在南京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三国孙权开凿运河哺育六朝繁华

江南被整合成一个整体

三国是风起云涌的时代，在隋朝就已经将“三国”故事以文艺表演的形式展现，隋炀帝看的水上杂戏就有对曹操和刘备的演绎，内容也多以褒刘贬曹为主。到了唐、宋时期，三国戏曲依旧经久不衰。元至明初各类三国剧目更是不胜枚举，现有资料可考的元明时期流传三国戏曲版本就有超过60种。

罗贯中的家乡目前还不确定是否在运河城市。关于他的家乡至今仍有颇多争议，有杭州说、清徐说、东平说和祁县说，学者们争论了很多年，至今仍没有定论。有一说似乎越来越被接受：他是山西人，14岁时随丝绸商人父亲从山西到了江南地区。他也曾投靠在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麾下，与施耐庵相识，并拜施耐庵为师。后张士诚降元，罗贯中返回山西家乡。短暂归乡后又沿运河回到江南，返回期间在运河城市短暂停留。

通读《三国演义》，其中运河城市贯穿其间：割据势力中刘岱所据的兖州、袁术所据的扬州都是南方的运河城市；“名场面”发生的徐州、邯郸等则是北方的运河城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不吝笔墨刻画出四十余场战役，百余个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发生地中牟是隋唐运河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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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与大运河最紧密的关系，不在于作者是不是运河人，而在于这部小说原型人物与大运河的真实联系。”苗怀明说。他重点提到，东吴孙权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运河哺育了三国鼎力之东吴，造就了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此时南京的执政者是孙权，北面是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边不远的镇江一带是长江的入海口，西边是水势同样凶险的秦淮河，于是他率领部下在句容茅山以北开凿了一条延绵十五公里的人工运河，将太湖水系与秦淮河贯通，这就是破岗渎，也是中国最早的运河之一。破岗渎西接秦淮河，与建康城相连；东接江南河，与长江和太湖流域相通，作为连接建康城与太湖流域的生命线，承担起东粮西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作用。它们将南京与大运河江南段的前身——江南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此，来自三吴一带的粮食等物质源源不断地运往建业（南京），江南被整合成一个内部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域而存在。”

南京破岗渡遗址  苗怀明 摄

也正是因为孙权修建运河之功，南京从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一跃成为繁华的六朝古都。“光有地势之险还不足以为据，要想成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就必须聚集大量的人口，而要聚集大量的人口，就必须有足以养活这些人口的粮食，而当时南京附近的农业所产还撑不起一座这样的都城。正是这条运河，滋养着京城，孕育了六朝的繁荣，没有运河提供的雄厚物质基础，六朝风流的传奇和浪漫就只能停留在想象中。”

大运河城市带皇冠走地，也是四大名著文化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景观，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运河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大运河也是关照中国文学的一个很好的角度。一条运河史，那就是一部中国的文学史。”苗怀明提到，中国历史上曾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有关——唐宋之后，文化中心南移。唐之前，中国的中心集中出现在陕西、河南这一带。唐宋之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文学上的繁荣。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大运河作为沟通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大动脉，它所聚集的各方面人才也就越多。这一点从在科举制度实行的一千多年里， 江苏浙江一带出了大量的进士，就可见一斑。“大量的经典作品与大运河在客观上存在着时空的交叠，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